從古代寫在莎草紙上的文字，到現在以像素呈現的內容，圖書的編寫、出版和銷售方式都發生了巨大變化。但實際上，這場數字革命現在才剛剛開始。
英國《經濟學人》雜志近日刊文對圖書的進化史進行了深度解讀：
第一章：隱居于地窖的思想圣物
手指在小牛皮制成的書頁上劃過時，手感象紙一樣光滑，但卻更加細膩油潤。黑色的文字看上去很鮮明，每一句拉丁語都以鮮紅的字母開頭。這本書早年的一位主人在上面畫了一只伸出食指的手，像箭頭一樣標記出那些值得銘記的文字。
公元前44年，古羅馬著名演說家西塞羅(Cicero)給他的兒子馬庫斯(Marcus)寫了一本書，名叫《論責任》(de Officiis)。他告訴他如何遵守道德義務，如何平衡美德與自利，如何對外施加影響。他的觀點并非都是原創。《論責任》吸收了多名古希臘哲學家的觀點，他們的著作都能在西塞羅的圖書館中查閱到，但其中的多數自那以后都已經不知所蹤。而西塞羅的著作卻保存至今。
在羅馬帝國崛起的整個過程中，很多人都閱讀和研究過《論責任》，即使是在帝國覆滅后，它依然得以保存。伊拉斯謨(Erasmus)等文藝復興時期的思想家也都受過它的影響。幾個世紀后的伏爾泰(Voltaire)也受到了它的啟發。伏爾泰甚至感嘆：“不會再有人寫出更有智慧的著作。”
那本書上的內容從未有過任何改動，但它所依托的載體卻經過了不斷的轉化和改變。這本書的流傳過程大致如此：西塞羅向他的奴隸提洛(Tiro)口述了《論責任》，提洛把這些內容以古本手卷的形式保留下來，之后陸續復制到其他載體。幾個世紀間，《論責任》從手卷轉移到線裝書或各種抄本。一千年后，修道士們又一絲不茍地將其手工抄錄下來，平均每天只能抄錄寥寥數頁。
后來，到了15世紀，《論責任》開始用機器印刷。記者手上這本裝訂精美豪華版就是早期的一本，它確實名不虛傳，令人賞心悅目。但真正令人倍感意外的是，你不用戴手套，就可以親手觸摸它的質感。這本書在德國美因茨印刷，使用的印刷機來自約翰·福斯特(John Fust)，他是歐洲印刷術先驅約翰內斯·古登堡(Johannes Gutenberg)的早期合作伙伴之一。那一年是1466年。
大約500年后，這本精美絕倫的書輾轉來到了加州圣馬力諾，并從1916年之后一直安家于此。很少有紙質書能流傳5個世紀，而這本書還有可能再流傳幾個世紀。那本書與另外幾千本珍貴圖書一同存放在建于1951年的一個地窖里，那里起初還兼具核彈掩體的功能。
雖然這本《論責任》可能困居于此，但該書的內容卻得到了史無前例的廣泛傳播，不僅有了精裝版和簡裝版，平價版和紀念版，還有各種各樣只有專業機構才會購買的專業版本。現在，它甚至脫離了印刷介質——你可以在網上免費閱讀，甚至可以下載英文、拉丁文和其他語種的電子書。
很多人都擔心這種技術對圖書行業產生的影響——大型書店陸續關門，新型設備不斷普及，業余寫手大舉涌現，以及亞馬遜這種行業巨頭的實力日益強大。他們對技術的恐懼不能簡單地用“技術恐懼癥”來概括。數字革命給圖書的編寫、出售和閱讀方式帶來的改變，或許比以往任何時期都要劇烈得多，但這并非對所有人都有利。無論是傳統勢力還是革命者，都有可能郁郁而終——古騰堡死時幾乎身無分文，他對印刷機的控制權也被福斯特和其他債權人奪走。
然而，如果僅僅將技術視作圖書的一種威脅，或許有失偏頗。有一位學者曾經說過，圖書就是“用死牛包裹著樹片”，但它的意義絕不僅限于此。圖書本身也是一種技術，可以用于提煉和推進人們的思想。這種是一種影響巨大、歷史悠久且適應性極強的技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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