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月26日，北京市2015年第四期新能源汽車搖號產生了3333個新能源小客車個人指標，及993個新能源小客車單位指標，中簽率僅為38.1%，相對年初100%中簽率，下降6成多，新能源汽車已經是一號難求，這從一個側面顯示出新能源汽車在北京地區的接受度迅速提升。
全國的銷售數據也支持這一現象。來自中國汽車工業協會的數據顯示，7月,新能源汽車生產19307輛,銷售16884輛,同比分別增長2.2倍和3.3倍。其中純電動汽車產銷分別完成11252輛和8970輛,同比分別增長1.7倍和3.3倍;插電式混合動力汽車產銷分別完成8055輛和7914輛,同比均增長3.4倍。全國范圍內新能源汽車仍在快速發展。
另據國家工業和信息化部數據顯示，7月，列入《免征車輛購置稅的新能源汽車車型目錄》前四批的新能源汽車生產1.81萬輛，占當月產量的89%。
但另一方面，新能源汽車市場呈現明顯的“區域特點”。從《國際商報》記者拿到的1—6月上牌情況來看，位居新能源銷量前五名的北汽新能源主打產品EV200的上牌量集中于北京市，而上汽榮威550與E50的最大上牌量也集中在上海。奇瑞、康迪、江淮的新能源汽車上牌量也主要集中于安徽、浙江、山東等產地。而新能源汽車銷量頭兩位的比亞迪與知豆的情況也并沒有好多少。對于比亞迪來說，最大的銷量支持來自于上海與廣東；而知豆則來自于山東和廣東。是這些廠家生怕肥水流入外人田，舍不得離開“娘家”嗎？
15年前，《國際商報》曾與《中國經濟時報》和《中國經濟導報》對8城市汽車市場做了一次聯合調查，發現在中國爭取入世的緊鑼密鼓中，在中央政府三令五申要地方政府拆除地方割據的“籬笆墻”后，汽車市場五花八門的“籬笆墻”名亡實存，外地廠家依然要在家鄉以外的地區爭取“區民待遇”。15年后的今天，《國際商報》在采訪中發現，汽車市場地方割據的“籬笆墻”依然存在，不同的是如今的這些“籬笆墻”主要針對的是新能源汽車這一中國政府傾力發展的領域。
補貼要打“白條”
新能源汽車在中國還屬于市場培育期，如專車平臺、上門保養需要資本燒錢一樣，補貼也是新能源汽車目前發展的主要“推手”。2013年9月，財政部、科技部、工信部、發改委四部委聯合出臺了《關于繼續開展新能源汽車推廣應用工作的通知》（以下簡稱《通知》），新能源汽車推廣應用補貼政策正式出臺。隨后，9個城市（群）88個城市列入新能源汽車推廣應用城市（群）。
2014年，這些推廣應用城市陸續推出針對2015年的地方補貼政策及實施細則，包括北京、天津、武漢、青島、廣州、深圳等16個城市，及福建、湖南兩個省，推出了按照國家補貼標準1：1的比例給予地方配套補貼的政策。其中青島、廣州和深圳所提供的補貼政策，原則上按照與中央2013年補貼標準1∶1的比例確定最高補貼上限。
與此同時，如上海則推出純電動汽車補貼4萬元、插電式混合動力（含增程式）汽車補貼3萬元；太原、晉城固定補貼2萬元，臨沂、海口則按照國家標準的60%提供地方補貼。
這些城市的補貼政策有力地推動當地新能源汽車市場的發展。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車銷量前五的品牌上牌量數據顯示，北京、廣東、湖南、山東、浙江等地都接近或超過2000輛，五個品牌在上海的上牌量更是高達12000輛。同時天津、湖北、安徽三地的上牌量也都超過了900輛。
但地方新能源補貼政策并沒有很快落實到“現金”。
深圳比亞迪戴姆勒新技術有限公司銷售副總裁李云飛告訴《國際商報》記者，目前新能源補貼基本上都是廠家或經銷商家先墊付補貼給消費者，后來根據國家和地方補貼標準要求，進行資料的收集整理上報，按照季度、半年度、年度發放。
如果說，比亞迪可以靠在傳統汽車領域里的收益來墊付新能源汽車補貼的話，那么只生產純電動轎車的知豆（國內銷量也位居前五）則深陷墊付補貼的困境。在各地方補貼不到位的情況下，知豆電動車銷售多先由經銷商墊付補貼，地方一旦有補貼則給到經銷商。但隨著銷量增多，墊資日益龐大，經銷商難以為繼。知豆提出所有相應的補貼墊款全部由其承擔。2014年知豆整體銷售7000余輛，墊付2億元。今年上半年銷售1.8萬輛又補貼5億多元。
這些墊付的補貼，將陸續通過知豆與當地的政府、財政、經銷商三方一同開設的共管賬戶，回到知豆。“去年拿到補貼有3個城市，今年將近有10個城市，去年賣的車（補貼）今年終于拿到了。”知豆董事長鮑文光向《國際商報》記者表示。
除了墊付之外，新能源汽車企業要拿到地方補貼，還往往面臨繁雜的“自治板塊”。如惠州市與福建省的相關政策，都確立了1:1的地方配套補貼政策，但惠州市的地方補貼則分別來自于省、市、縣區；福建也需要區市承擔40%-30%的補貼。拿到這些原屬于自己的補貼，企業需要周旋于各級政府之間，往往數月不得結果。
“籬笆墻”花樣翻新
如果說補貼“白條”至少是充滿希望的等待，那么地方壁壘則讓許多“志在四方”的新能源汽車企業問路無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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